郭占恒:浙江70年發展的歷史變革(之四)

作為歷史悠久、文化昌榮、人杰地靈、富饒之地的浙江,以敢想敢干敢為人先的弄潮兒精神,抓住了歷史性的機遇,取得了歷史性的成就,實現了歷史性的變革。

世界浙商網訊2019-08-13 10:29:00來源:浙商智庫作者:郭占恒

  編者按:新中國成立70年來,浙江銳意進取,走出了一條具有浙江特色的發展路子,成為全國經濟增長速度最快和最富有活力的省份之一。浙商智庫特別發布新中國成立70周年浙江經濟社會發展成就系列報告。

  浙商發展研究院(浙商智庫)副院長郭占恒對浙江70年發展取得的輝煌成就和實現的歷史變革,做了專題深入研究。現將研究成果分四次刊發,以饗讀者。 

     

  文|浙商智庫副院長 郭占恒 

  1949到2019,在人類歷史長河中,只是短暫的瞬間。然而,對有幸生活在這70年的中國人來說,則是前所未有地經歷了一場偉大的歷史變革:經歷了從貧窮落后到解決溫飽到實現全面小康社會的偉大變革,經歷了從計劃經濟到改革開放到創建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偉大變革,經歷了從站起來到富起來到強起來的偉大變革,經歷了從社會主義到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到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偉大變革。 

  在這70年的偉大變革中,作為歷史悠久、文化昌榮、人杰地靈、富饒之地的浙江,以敢想敢干敢為人先的弄潮兒精神,抓住了歷史性的機遇,取得了歷史性的成就,實現了歷史性的變革,在建基立業起步、改革開放創新、經濟社會發展、生產生活生態等多個歷史節點和多個領域,闖出一條具有浙江特色的發展路子,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建設提供了豐富的實踐基礎、理論基礎、群眾基礎和社會基礎。 

  七、開放進程由封閉僵化到開展省際協作,推進長三角一體化,“跳出浙江發展浙江”,“引進來”與“走出去”相結合,實現由外貿大省、開放大省到建設開放強省的歷史變革。 

  開放的本意是張開,敞開,釋放,進而指對外開放,加強與國外經濟技術交流與合作,參與和推動經濟全球化。新中國成立到上世紀70年代末,我國敞開胸懷,積極吸引海外學者和外國專家參加社會主義建設,一度與前蘇聯、東歐有著良好的經濟政治關系,同西方國家也有一定的貿易往來和技術引進,但受制于冷戰環境和“左”的思想影響,總體上處于與世隔絕的封閉狀態,喪失了不少機遇,拉大了同世界的差距。

  新中國真正的開放,始于1978年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以來,從創辦經濟特區到開放14個沿海城市,從浦東開放開發到創辦各類開發區,從沿海開放到內地開放,從經濟開放到全面開放等,開放的大門越開越大,成為與改革相并列的一項基本國策。正如習近平在慶祝改革開放40周年大會上所說:“改革開放是我們黨的一次偉大覺醒,正是這個偉大覺醒孕育了我們黨從理論到實踐的偉大創造。改革開放是中國人民和中華民族發展史上一次偉大革命,正是這個偉大革命推動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的偉大飛躍!”浙江作為中國改革開放的先行地,以開放先行,開放包容,開放圖強,開放強省的海納百川精神,創造了創業創新闖天下,合心合力強浙江的生動實踐,形成本土浙江、省外浙江、海外浙江等“三個浙江”的發展特色。 

  1、廣泛開展省際合作,形成資源、市場“兩頭在外”的開放格局。浙江毗鄰東海,屬南北融合之地,對外吸納海洋文化,對內吸納內陸文化,唐宋后漸成東亞文化的集散地,近代又參與上海開埠和寧波開埠,具有深厚的“兼容并蓄”的文化底蘊。這種“開放”基因,在改革開放的大潮中得到充分釋放。1979年9月,浙江為解決經濟發展急需的煤炭資源和原材料供應問題,積極開展省際間的經濟技術協作,省委決定成立“浙江省經濟協作領導小組”,并設日常機構“浙江省經濟協作辦公室”,具體負責全省經濟、物資協作的政策制定、計劃安排、分配調度以及組織管理工作。先后同山西、河南、上海等28個省、市、自治區以及煤炭工業部、航天工業部等10多個部局,一些全國性公司、大型骨干企業等建立了廣泛的經濟技術協作關系。同時,浙江企業面向市場,通過各種渠道把大批原材料采購進來,把大批產品銷往各地,逐漸形成資源、市場“兩頭在外”的發展格局。 

  2、跳出浙江發展浙江,主動接軌上海,積極推動長三角一體化和參與西部大開發。進入新世紀之初,浙江面對資源要素制約和企業發展擴張的需求,亟待謀劃新的發展思路,拓展新的發展空間。2003年3月,省委、省政府主要領導帶隊到上海、江蘇考察,著眼于“虛心學習、主動接軌、真誠合作、互利共贏”,加強與滬蘇的經濟合作與交流,努力在互動共進中實現滬蘇浙三省市的共贏發展。同年7月,省委在“八八戰略”的決策部署中,明確提出:進一步發揮浙江的區位優勢,主動接軌上海、積極參與長江三角洲地區合作與交流,不斷提高對內對外開放水平。2004年3月,省委、省政府召開全省對外開放工作會議,制定出臺《關于進一步擴大開放的若干意見》,提出要建立全方位、多層次、寬領域、高水平的開放新格局,實現從“外貿大省”向“開放大省”的跨越。同時,著眼于全國發展大局,提出著名的“地瓜理論”和“立足全局發展浙江,跳出浙江發展浙江”的思路,積極參與西部大開發、中部崛起、東北等老工業基地振興等國家戰略,在支持欠發達地區的發展中進一步拓展浙江的市場和空間。 

  16年來,在各方共同推動下,長三角一體化范圍由滬蘇浙兩省一市擴展為滬蘇浙皖三省一市,內涵由經濟技術發展到交通、能源、港口、信息、金融、科技、教育、醫療、文化、環境等全方面,地位由區域合作上升為國家戰略,定位突出“一體化”和“高質量”,帶動整個長江經濟帶和華東地區發展,形成高質量發展的區域集群。近年來,浙江把推動長三角高質量一體化發展作為大事來抓,2017年7月,省黨政代表團赴上海、江蘇、安徽學習考察、共商長三角高質量發展,積極參加編制落實《長三角一體化發展三年行動計劃》《長三角一體化發展規劃綱要》,嘉興設立浙江省全面接軌上海示范區,杭州、金華、嘉興、湖州等9座城市簽訂長三角地區共建G60科創走廊戰略合作協議等,使長三角一體化成為浙江高質量發展的大平臺。同時,浙江在全國各地的投資與合作也取得了豐碩成果,目前有600多萬浙商在全國各地經商辦企業,解決了當地上千萬人的就業,向當地繳納了上千億元的稅收,有力推動了當地經濟社會發展,也創造了相當于省內浙江的銷售產值,相當于再造了一個浙江。 

  3、外貿外資外經“三外”聯動,“引進來”“走出去”并舉,從“賣全球”到“買全球”。對外開放是浙江開放的重頭戲和主戰場,也是浙江發展壯大的重要成因。(1)大力發展外貿。外貿是浙江對外開放最廣為參與的領域,可以說千家萬戶做加工,千家萬戶搞外貿,形成以民營企業為主的“一般貿易”特點,有力拉動了經濟增長。1978年浙江外貿出口總額只有0.70億美元,到2018年增至4325億美元,其中出口由0.52億美元增至3212億美元,年均增速均為24.4%,出口占全國的比重從0.5%升至12.9%,出口規模在全國的位次由第11位升至第3位,成為全國著名的“外貿大省”。同時,出口結構不斷優化,2018年機電產品和高新技術產品出口占出口總額的比重分別升至43.5%和6.6%,服務貿易進出口總額從1996年的4.9億美元增至2018年的3815億美元,跨境電商交易額居全國第2位。(2)積極引進外資。浙江從無到有,從中外合資到外商獨資,從招商引資到招商選資,不斷加快擴大利用外資的步伐,提高利用外資的質量和水平。1980年7月,杭州引進200萬港元建立了全省第一家中外合資企業——杭州西湖藤器有限公司。爾后利用外資的質量和水平不斷提升,實際利用外商直接投資從1984年的252萬美元增至2018年的186.4億美元。到2018年,累計批準182家世界500強來浙投資企業614個,投資總額376.5億美元;累計設立的外資企業61080家,累計涉及外資達1941.3億美元。(3)主動拓展外徑。浙江大力開拓海外市場,在“引進來”的同時,加快“走出去”的步伐。如今,浙江有200多萬浙商活躍在世界各地,在海外設廠、開展并購、承包工程、設立境外研發基地和營銷網絡等,對外投資項目遍布六大洲、145個國家和地區。2018年,浙江經備案核準的境外企業和機構737家,在境外設立6個經貿合作區,境外直接投資備案額1262億元,國外經濟合作完成營業額518.9億元,共派出各類勞務人員22589人次,海外浙江人經濟越做越大。同時,世界著名的義烏小商品市場,也由最初的擺攤開店、把浙江暨全國商品賣出去,到創辦進口館、舉辦中國義烏進口商品博覽會,把國外商品買進來,實現由“賣全球”到“買全球”并重的轉型升級。 

  4、以“一帶一路”建設為統領,構建全方位聯通世界、全省域優化布局、全領域拓展深化的全面開放新格局。同改革一樣,開放永無止境,開放永無終點,開放永遠在路上。堅持開放理念,以開放促改革,以開放促發展,以開放促轉型,以開放促提升,是浙江發展的制勝法寶。黨的十八大以來,浙江按照“以開放促改革促發展”的要求,突出開放強省,緊緊抓住“一帶一路”建設帶來的機遇,深化“最多跑一次”改革,進一步優化浙江的營商環境,努力在新時代擴大對外開放中繼續走在前列。目前,浙江自貿試驗區的多項改革屬全國首創。浙江與“一帶一路”沿線國家和地區貿易額不斷攀升,占全國比重從2014年的9.6%上升到2017年的10.8%,對“一帶一路”沿線國家和地區的進出口額占全國的15%,投資額占全國的5.7%。“一帶一路”沿線國家和地區也已成為浙江最大的工程承包市場。“義新歐”班列開通了9條運輸線路,不僅把中國商品運往世界各地,也擴大了進口,法國紅酒、西班牙建材、德國汽車零部件等更加便利進入中國。跨境電商、外貿綜合服務、市場采購等三大對外貿易新業態皆源于浙江、興于浙江,并走向全國。自2015年以來,連續召開了五屆中國-中東歐國家投資合作洽談會,密切加強了與中東歐國家的投資合作和經貿往來。一個全面開放、高層次開放的浙江,正在風云變幻的全球化浪潮中勇立潮頭,不斷書寫同世界交融發展的新篇章。 

  八、科教文衛由低水平恢復,到大力發展科教事業,實施科教興省,加快建設文化大省,推進創新型省份建設,創新基層治理方式,實現人民生活由擺脫貧窮、解決溫飽到以人為中心全面發展的歷史變革。 

  按照馬克思主義的發展理論,人的需求是全面的,人的發展也是全面的。習近平總書記指出,人民對美好生活的向往,就是我們的奮斗目標。浙江素有“耕讀傳家”的遺風,文化底蘊深厚,曾孕育出一大批杰出的思想家和文人墨客。然而,就總體上說,解放前由于長期“三座大山”的壓抑,浙江的科教文衛事業很落后,人民的生存發展很艱難,人均受教育程度很低,人均壽命也很短,即使是文人墨客也大多處于一花獨放、有高峰無高原的境地。新中國成立以來,浙江在極其艱難的條件下,從恢復發展學校教育入手,逐步擴展到醫療衛生,文化體育事業,實施科教興省戰略,加快建設文化大省,推進創新型省份建設,創新基層治理方式和民主法治建設,促進以人為中心的全面發展,使浙江人民的獲得感、幸福感、安全感顯著提升。 

  1、科教文衛事業歷經國民經濟三年恢復,一五計劃快速發展,到“文革”后走向全面振興。1949年5月杭州剛解放,人民政府隨即接管浙江大學等公立學校、收編、改造、查封私立學校和教會學校。在隨后進行的國民經濟三年恢復期間,浙江把迅速恢復發展教育作為重要內容,小學開始實施五年一貫制,中等學校特別是中等技術教育等到快速發展,高等教育進行了院系調整,浙江大學調整后成為多學科的高等工業學校,以適應新中國建設的需要。同時,醫療衛生、文化事業、新聞出版、體育運動都得到較快的恢復和發展,尤其是撲滅了由日本帝國主義散布細菌而流行10余年的鼠疫;撲滅了過去每年平均死亡500多人的霍亂;過去全年流行的天花已近絕跡;部分地區勞動人民對肺吸蟲的感染已得到制止和治療等,還召開了第一屆體育大會。接著,在1955年12月下發的《浙江省1953—1957年五年計劃綱要》即“一五計劃”中,明確提出“適當地增長社會文教福利事業,以逐步提高人民物質文化生活水平。”這有力推動了教育和衛生事業的快速發展。后來,由于左傾路線影響和十年“文革”動亂,科教事業發展一波三折,直到改革開放,才迎來科技教育發展的春天。1977年8月和10月,浙江省委先后召開了全省科學工作會議和全省教育工作會議,進行科技和教育界的撥亂反正,部署迅速恢復發展各項工作。隨后,又接連推動文化藝術、新聞出版、體育事業、衛生事業的恢復發展,使浙江的科教文衛事業走上全面振興的道路。 

  2、圍繞經濟建設中心,實施科教興省,加快建設文化大省,大力推進創新型省份建設。改革開放以來,經濟建設成為工作中心和主戰場。浙江省委按照“經濟建設必須依靠科學技術,科學技術必須面向經濟建設”的方針,從1982年開始對科技改革進行了多方面的探索,舉辦首屆科技交易會、改革撥款制度、發展企業辦科研機構、制定科技進步獎勵條例、組織科技攻關等。同時,在全國率先實施九年制義務教育,到1990年底基本形成了多層次、多規格、多形式的教育體系。接著,1992年6月,省委、省政府在全省科技工作會議上確立了科教興省戰略,作出《關于大力推進科技進步加速經濟發展的決定》,強調要真正把經濟建設轉移到依靠科技進步和提高勞動者素質的軌道上來。同時,提出建立起適應現代化建設需要、面向21世紀的教育體系,使教育結構更加適應浙江經濟發展的特點。為此,浙江大力調整高校布局,加快發展高校園區,加強高校學科建設等。隨后,1999年12月,省委、省政府提出建設文化大省并制定《浙江省建設文化大省綱要(2001-2020年)》,提出到2020年,努力把浙江建設成為全民素質優良、社會文明進步、科技教育發達、文化發展主要指標全國領先、文化事業整體水平和文化產業發展實力走在全國前列的文化大省。2005年7月,省委在《關于加快建設文化大省的決定》中,進一步作出建設教育強省、科技強省、衛生強省、體育強省等“四個強省”的部署和實施文化建設“八項工程”。尤其是2006年3月,省委、省政府召開全省自主創新大會,明確提出用15年的時間使浙江省進入創新型省份行列,基本建成科技強省。經過長期努力,浙江科技教育取得長足發展,到2018年,全社會研究和發展(R&D)經費支出占生產總值的2.52%,科技進步貢獻率為61.8%;學前3年到高中段的15年教育普及率為99.02%,高等教育毛入學率為60.1%,初步實現了科教強省的目標。 

  3、講究衛生減少疾病,實施“六大健康工程”,開展“雙下沉兩提升”,大幅提高人民醫療健康保障水平。新中國成立以后,浙江積極開展愛國衛生運動,在城市深入開展以鏟平“垃圾山”、清除“蚊蠅窩”、改造下水道、改進防蚊設施等為重點的清潔衛生工作,建立衛生保潔制度,建立保健站,建立家庭病床,設立健康檔案,實行計劃免疫,從而消滅了瘧疾、乙型腦炎、傷寒、白喉、麻疹等傳染性疾病,涌現出杭州小營巷等一批衛生模范單位。1958年1月5日,毛澤東親臨小營巷視察衛生情況,極大鼓舞了全省衛生事業的發展。改革開放以來,浙江高度重視醫療衛生事業,2003年打贏了防治非典的斗爭,2005年提出建設衛生強省和“實施六大工程”,即農民健康工程、公共衛生建設工程、社會健康促進工程、科教興衛工程、“強院”工程、中醫藥攀登工程,這“六大工程”成為浙江全面推進衛生強省建設、落實大衛生大健康理念的主要任務和重要抓手。接著,在長期開展全民健身運動的基礎上,2006年12月,省政府制定《浙江省體育強省建設與“十一五” 體育發展規劃綱要》,部署全面實施“小康健身工程”。2013年,為改變基層和農村缺醫少藥的狀況,創新開展“雙下沉、兩提升”工作,推動醫療資源和醫務人員下沉基層,提升縣域醫療衛生服務能力和群眾滿意率。到2018年,全省基本養老保險、醫療保險參保率分別達92.0%和98.6%;衛生機構數由1949年的288家、1978年的6939家增至2018年的3.3萬家,同期醫療機構床位數由0.6萬張、6.2萬張增至33.2萬張;平均預期壽命由1949年的38歲提高到2018年的78.77歲,凈增加40.77歲,超過全國平均76.4歲和世界平均72歲的水平,人口死亡率也由13.96‰下降至5.58‰。這是一個巨大的歷史進步。 

  4、弘揚“楓橋經驗”,創新“后陳經驗”,實行“三治融合”,構建安居樂業的社會環境。民主法治相輔相成,人民需要民主,社會需要法治。浙江在發展民主,健全法制的進程中,創造了一系列基層治理的經驗。20世紀60年代初,諸暨市楓橋鎮創造了“發動和依靠群眾,堅持矛盾不上交,就地解決。實現捕人少,治安好”的“楓橋經驗”。為此,1963年毛澤東批示“要各地仿效,經過試點,推廣去做”。“楓橋經驗”由此成為全國政法戰線一個膾炙人口的典型。之后,“楓橋經驗”得到不斷發展,形成了具有鮮明時代特色的“黨政動手,依靠群眾,預防糾紛,化解矛盾,維護穩定,促進發展”的楓橋新經驗,成為新時期把黨的群眾路線堅持好,貫徹好的典范。2004年初,武義縣后陳村率先開展村務監督探索和試點,率先成立全國第一個村級民主監督組織——后陳村村務監督委員會,形成著名的“后陳經驗”。2010年,全國人大將村務監督委員會制度寫入修訂后的《中華人民共和國村民委員會組織法》,“后陳經驗”從“治村之計”上升為“治國之策”。2017年12月,中辦、國務印發《關于建立健全村務監督委員會的指導意見》,實現了基層實踐與頂層設計的良性互動。2013年以來,桐鄉率先探索試點的自治、法治、德治“三治融合”的基層社會治理模式,以及嘉興、溫州先后探索提出的生產、生活、生態“三生融合”的發展模式等,也都產生了積極的成效和影響。從全省看,2004年5月,省委作出“平安浙江”建設的決策部署,2006年4月,省委又作出“法治浙江”建設的決策部署,同時在“兩山”理念指引下,“美麗浙江”建設持續發力,這有效促進了社會治安、生態環境明顯好轉。到2018年,浙江群眾安全感滿意率提升至96.8%,連續15年居全國前列,是最具安全感的省份之一;森林覆蓋率從1952年的39.7%上升至61.2%,穩居全國前列,人居的生活環境越來越美好。(本文系浙江大學恒逸基金2019年立項課題研究成果) 

  本文作者:郭占恒 

  浙江省委政策研究室原副主任、研究員 

  浙商發展研究院(浙商智庫)副院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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